除了北京，上海、苏州几地大部分景区均已取消预约制，杭州也在表示就是否取消预约制正在研究。北京等全国最火热的旅游城市宣布开始取消预约制，有着某种风向标的意义，未来大概率会看到更多地方跟进。

英皇体育项目景区施行预约制，是近些年开始流行的一种门票管理方式。但随着国内文旅市场开始步入复苏轨道，过多的预约限制已经不太能匹配整体的市场活跃程度，所以不少地方都已经开始酝酿取消预约制，尝试全方位放开。

各地在公布相关政策时，对于这种可能的人流量冲击，也应当做好充分的预估。否则一旦游客的体验急剧下降，呼吁全面重启预约制的声音可能又会卷土重来，这些政策红利也有再度悬空的可能。

取消预约制的消息一发布，就登上热搜，受到相当多的好评，可见人们还是非常渴望这种说走就走、想去就去的体验。而作为景区，尽可能地敞开大门、广纳游客，确实也是公共资源应有的姿态。

总之，这一波景区的政策调整是受到舆论好评的，这值得肯定。对于景区和管理部门来说，现在更重要的还是做好“放开后准备”，从整体上提升旅游体验，这其实也是政策调整的根本目的所在。

这也说明，人们看待预约制的存废，也要超越单纯的意气之争、价值之争：不预约固然好，但是也不能忽略具体的管理难题。所以，在对预约和非预约的讨论里，不妨有一个更大的前提预设，即把保障旅游体验放在第一位。

但如果仔细研究的话就能发现，不少地方的规定其实留了“尾巴”。比如，北京就明确故宫、国博等景区除外；苏州也类似，拙政园、留园、虎丘等7个景区除外。相信这种例外的规定，也包含着一种现实的考量——这些知名景区，如果不有所限制，恐怕承载力会不堪重负。

人们当然欢迎景区大门更大幅度地敞开，这毕竟意味着游客可以随心随意。但是这不意味着景区可以一放了之，相反这需要更多的设施保障和秩序疏导，以维持这种开放。

对于那些仍然保持预约制的景区来说，也不应以为可置身事外、“坚持自我”。相反，景区和管理部门应当对社会整体对于开放的热情有所感知，哪怕保留了预约制，也应当在保障秩序的前提下，尽可能地拓展景区的承载力边界，扩大可接受预约的幅度。

其实，近些年旅游景区过载的情况并不鲜见。今年五一期间，河南新乡宝泉旅游区有大批的游客被滞留在景区，很多游客只能徒步十几公里山路下山；去年10月，四川巴中市南江县米仓山景区因超负荷接待游客，导致大量游客夜晚滞留山上挨饿受冻。这些都是相当深刻的教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