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《药简》记载，治病所用的剂型有散剂、膏剂、丸剂、栓剂、汤剂等，对于药物的炮制加工也有不少论述。它将炮制加工称为“治合”，其中较具体地介绍了甘肃当地“道地药材”半夏、狼毒这两种有毒药物的炮制方法，与今天所用的加工方法十分相似，显示古代医家对于炮制毒性药物已有不少经验。

“《药简》证明在2000多年前，中国人就已有独立于世界且完备的医学知识理论，这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保障作用。”廖元琨表示，汉代已和西域地区频繁交流，但从《药简》记载的药物名称来看，并未体现出西域医药品种，这说明中国传统医学是在就地取材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壮大。(完)

“《药简》中活血化瘀、温阳散寒、辨证医治等医学思想，在中国出土的医药简中都是首次被提出，不仅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医学理论和理念，这些内容流传到今天，依然是中医诊疗的重要内容。”廖元琨说，西北地区的气候条件比较“苦寒”，民众容易患“寒症”，活血化瘀、温阳散寒等都是有针对性的医方。

656彩票中新网兰州6月3日电 (记者 冯志军 高莹)最早提出活血化瘀治法、最早记录麻风病处方、最早反映中医“辨证立方”、最早记载有关“七伤”具体内容……中国国宝级文物汉代《医药木简》(以下简称《药简》)，不仅创下中国临床医学的多项“之最”，其飘逸潇洒的“医生体”书法，更具极高的书学价值。

《药简》已初步体现出辨证施治的精神。如多枚简中所述病名、主症基本相同，但所用药物却大相径庭，有以如桂枝、蜀椒等热药为主，也有以如石膏等寒药为主，体现了“同病异治”的施治原则。

“《药简》记载内容，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中医，在长年累月行医过程中所记录的临床医方。”廖元琨说，它保存了如“治风寒逐风方”“治久咳逆上气汤方”“治妇人膏药方”“治目痛方”等比较完整的医方，涵盖了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五官科、针灸科等。

根据墓中所出五铢钱、墓葬形制、随葬品等判断，《药简》成书时间为东汉早期，处于《黄帝内经》《神农本草经》和《伤寒杂病论》之间的历史时期。这些中国医学早期经典著作原书在流传过程中早已失传，目前所见为后人辑补之作，不再具有“原汁原味”。

除却医学价值外，《药简》在书法艺术方面也堪称稀世之作。其书写文字为竖行墨书，书体以隶为主，兼用章草。运笔练达、洒脱自如，严谨中时露飘逸，写意时不失规整。这些兼容“率意、质朴、粗犷、雄健”的笔意，不免让人猜想天马行空的现代“医生体”古已有之。

而在近年举办的丝绸之路(敦煌)国际文化博览会上，中医展馆中的“刮痧法”“逐风火疗法”也成为一大亮点，吸引国内外嘉宾争相体验，从中感受“活血化瘀治法”的独特魅力和深厚文化。

甘肃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廖元琨接受中新社、中新网记者专访时介绍说，《药简》记载方剂逾百种，60多种见于《神农本草经》，十余种见于《名医别录》，另有20多种不见于上述两书。药物多以复方成分出现，有的方剂用药多达十五味之多。包括临床医学、药物学、针灸学等丰富内容，为研究中国古代医学提供了珍贵资料。

相较于现代医学的分门别类，为何两千年前的老中医“能治百病”？廖元琨解释说，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体系，任何一部分产生的疾病，都要放在整体身体系统中去观察和治疗，单独研究一个部分或者一种病症，只能“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”，只有建立了医学全局观，才能对疾患进行更精准的把控。

作为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，《药简》出土于甘肃武威市境内一东汉墓中，共有木简78枚，木牍14枚，总计92枚。全部内容均属医方，一病一方，共存医方30多个。每方先列方名、病名、症状、药物名、用药剂量、服药方法、针灸穴位、禁忌等。其中一枚简有“右治百病方”五字，当为简册尾题。

时至今日，这些汉代医方仍能古为今用，随着对《药简》研究日益深入，目前已有多家中医机构将其中方剂应用于临床。如甘肃省中医院将“痹症”方剂应用到了临床治疗中，并成功配制出“祛寒逐风合剂”“清热逐风合剂”等，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、类风湿关节炎、强直性脊柱炎等疑难杂症，为众多患者解除疾苦。